第三章：无法解释的奇妙经历
[医师的专业印证]克雷尔.金恩（ClairB，King）
我向来尊崇医疗专业，而且从我和医师对话中得到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若没有信仰，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医师的。
医师向病人见证透过祷告蒙神医治的个人经历，这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才对。归根结柢，所有的医治都来自神。医师可以执行手术，但是他必须等侯至高者降下医治：医师也可以开药，但惟有神能够医治。
金恩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就在俄亥俄州坎顿（Canton）任眼科医师，在此之前，已在坎顿执业达十年。他是美国眼科学会会员，曾经担任斯塔克郡医学会主席，现任职七医院。他从宾州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及医学博士学位，是圣路克医协会会员，也在坎顿的基督联合长老教会扮演领导角色。
神迹这件事，依本质来说，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为神迹下定义，就有如界定无限或永恒一般。你无从知道神的意念，因此，也不可能明白祂的道路。人无法理解神迹，只能接受它。
我相信神迹，不仅因为我会亲眼看见（我看过许多神迹），而是因为我相信神。即使我不能够理解或解释为何一个人的伤处或疾病奇迹般地得医治，然而，我相信神，所以我能够接受（就象是我也不了解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享受在其中）。
神的医治并非医疗或手术的替代品，而是比科学医疗更为完全的医治：医师只是神手中的器皿。有时候，神选择不透过祂的器皿而直接医治，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而不是困惑。
我虽然信主多年，但并非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事实上，我是在第一次经历到神的大能之后，隔了许多年，才明白医治神迹的。
割伤角膜正常了！
回忆一九五三年八月，五岁的罗伯特.凯斯纳眼睛受伤被送来就诊，他的角膜被飞来的玻璃碎片割伤，眼球前腔的透明液体因而外流干涸，造成虹膜脱出。
我在和我一起行医的儿子协助下，医院动了紧急手术，将剥离的虹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再以结膜瓣覆盖，就好像用纱布块覆盖在伤处一般。
十二天之后，星期六的早上，我们拆掉眼睛的包扎，结果发现结膜瓣覆盖固定不住，虹膜再次脱出角膜外。外科手术势在必行，动手术的日期就定在三天后的星期二。
我们让家长带孩子回家度周末，星期二一早，他躺在手术台上准备接受手术。我在麻醉之前作了最后的眼部检验，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的事，于是叫我儿子来再检查一次。眼晴完全得医治了！没有必要再动手术。我们感到惊讶，甚至有一点点尴尬。我毫无选择，只好请开刀房同仁回去，把孩子推回病房。
我打电话给男孩的双亲，他们的回答简单扼要：「我们带罗伯特，凯斯纳去参加库尔曼周日的布道会，接受医治祷告服事。」
六天之后，我再度检査小男孩的眼睛，在他的病历上写下：「复元情况令人满意，外观良好。」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大约在四个月之后，我在病历报告上匆匆记下：「眼部健康无瑕，眼底检查正常。」在当时，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于是把病历归档，束诸高阁。
神也医治人的身体？
一九五七年，我在参加以马内利长老教会的聚会时，听到艾蜜莉.贾德纳.尼尔谈到医治神迹，我开始明白到，医治不仅止于动手术或开药方，还有更高的医治。我买了她的书《一名记者透过灵里医治认识神的见证》（AReporterFindsGodThroughSpiritualHealing），把整本书仔细读完。我一直相信宗教医治人的灵魂，而医疗医治人的身体。神有可能也医治人的身体吗？
我在医学院受到的教导是，医药能够治好病人，而医师是执行医疗的人。病人的身体是有形的，因此，只能透过有形的药物及方法来医治。
现在我第一次明白，人不但是有形的肉体，也是属灵的灵体，神——伟大的医治者经常超越祂的自然法则，在爱和恩典中以超自然的法则施行医治神迹。
因着这层全新的理解，接下来的夏天，我能够以接受的心聆听来自费城的奥弗雷德.普莱斯防士（Dr.AlfredW.Price）于纽约州沙托竞瓦（Chautauqua）的一场讲道。我们在那里有幢避暑别庄，但我从未注意到一年一度的圣灵医治讲座。我非但洗耳恭听，心领神会，还在周末前加入了圣路加医协会，是一个以装备并施行圣灵医治为宗旨的协会。
在回到坎顿的途中，我决心要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医治不但有可能，而且值得追求。和我共事的人，尤其是我的牧师（他也是我的密友）认为我看起来象是疯了。不论如何，自此之后，基督联合长老教会的牧者全部都加入了圣路加医协会。
先祷告后开刀——神迹立现！
不久之后，我到印地安那州进行医疗宣教时，学习到在动手术前先大声祷告。我从不后悔这么做。
祷告改变了开刀房的气氛，病人、护士、助手，我们全体在施行麻醉前一同祷告，来到神面前，因而带来了改变。心里头知道那位最伟大的医师就陪在我身边，真是令人兴奋。祂的同在使我的重担大为轻省。
此外，祷告非但改变了开刀房，也为病人带来绝对性的改变，尤其是有情绪或灵里有问题的病人。
有时我仍会犹豫，神是否真的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介入，在转瞬间医好我们的身体器官。我一直相信神确实能够立即地医好身体组织，但从未真的认为祂真的会这么做。但是，每当我想起凯斯纳的病例时，一切就不一样了。
我回去为他重新检査。角膜损伤己完全被医治了，连一点点伤痕都没有。这惟有神才能做到！祂回应了凯撒琳.库尔曼的祷告。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库尔曼，因此开车来到宾州的匹兹堡参加神迹布道会。稍晚时，我找到她单独谈话。
她说：「这些医治并非因为我的关系，是圣灵动的工。」
就因为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那些医治神迹，更让我相信她的服事是真诚无伪的。事实上她也坦白告诉我，她从未读过有关神迹医治的书，因为她希望她的心能够保持纯净清洁，好成为圣灵大能的导管，
「当我走上讲台。」她说：「我全然地仰望神。我相信神必定会使神迹发生——而神迹真的发生了，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这就是圣灵医治的关键。从医学的观点看，是无法理解，也无从解释的。我们作医师的略有学问，但许多时候知识反而成为真理的绊脚石。知识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必须靠信心接受一些东西。
这也说明了保罗何以会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一章27节）我们不可能去否认圣灵的医治，就好比我们不可能去否认神一样。
第四章加拿大日出
[淋巴腺癌末期，原估寿命五年]
肯尼斯.梅（KennethMay）
梅先生和梅太太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弗雷特斯福斯（Forester，sFalls）—座占地两百英亩的农庄，农场种植谷物并畜养牛只。梅先生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祖父在一八七一年盖好的，他是住这间房屋的第三代。他们有两个女儿，均已出嫁，一个住在魁北克的拉钦市（Lachine），另一个住在宾州匹兹堡。梅先生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那时他正值五十九岁。
太阳落下地平线，天色渐渐变暗，我把曳引机停放在谷仓后面，疲倦地穿过后院，走向我从小居住的两层楼屋子。我们家那条红白相间的有利牧羊犬跟在我后头，舔了舔我手上因在农场工作一整天而留下的咸味。我累极了，一想到可以吃到玛格丽特做的热比士吉，并且痛快洗个澡，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往屋里走。
我爬上台阶到了厨房后面的小阳台，把鞋子上的泥土抖掉，然后把湿衬衫上沾着的稻草拿掉。
「你把稻草堆弄好了吗？」玛格丽特站在烤箱旁和我说话，一边用围裙擦脸。
「是啊，还好我一年只要弄一次就好，否则我可要吃不消了。」
她带着爱尔兰腔笑盈盈地说：「肯尼斯，要记得你早己不再像以前一样年轻力壮，下次过生日时你就满六十岁了。」
「嗯，别提醒我囌！」我穿过厨房去梳洗，准备吃晚餐。我四下打量这幢老房子，若有所感地对着自己轻叹：「你已经是近百岁的老女人了。虽然你已经被整修过好几次，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免不了步向衰老。也许我也是这样，大概只是老了。」
肿块使黑夜提早来到
我把左手放到右手臂下，小心地触摸腋窝下的肿块。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我走回到厨房，晚餐已经预备好了。我站着凝望窗口外的落日余晖，毗邻处就是一块墓地，隔在通往柯登那条路上的小教堂和我们中间，在夕阳残照下留下影子。古老的墓石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显得陈旧不堪，看起来好像暗暗地在向我招手。虽然天气还很暖和，但我感到一股寒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
我会和死亡擦肩而过。一九四五年时，我曾因严重肺炎由救护车医院（PembrokeHospital），还记得当时听到医师悄悄告诉玛格丽特说，我已经在死亡边缘。我迫切祷告；我不害怕死亡，但是祈求神让我能活着看孩子长大。隔天我就退烧了，不久后出院回家，而且没有留下病根。
过了一年后，我们的小女儿结婚从家里搬出去。我为她高兴，但是心里面总有个不祥的预感——我借来的时光现在已经耗尽了。
夕阳最后一抹余晖消逝，黑夜笼罩了整个乡间。只有小教堂发出亮光，映着墓地上歪歪斜斜的墓碑。我不惧怕死亡，深信神超越死亡。我再次把左手放到右手臂下，按压腋窝的肿块。我不禁自忖，难道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玛格丽特愉快的声音打断了我悲观的念头，我走进厨房和她一起享用晚餐。
那天晚上，我洗好澡后躺下，把手枕在头后。卧房窗户吹进的微风令人感到舒畅。玛格丽特换好睡衣准备就寝，正伸手要把灯关掉时，我听到她大喊：「肯尼斯，这是什么？」
我可以从她的声音感觉到她很紧张，睁开眼睛，看到她盯着我右手臂下显而易见的大肿块，我瞄了一眼肿起来的地方说：「噢！这已经长了好一阵子了，只是我没有提起罢了。」她叨唸着：「怎么会这样？它长得有鹅蛋那么大。我认为你应该去派伊医师那里检查一下，但是我太了解你了，你会不断工作，至死方休，万一有一天你倒在田里，就留下我一个人孤伶伶的。」
死亡的念头再度浮现脑海。我很快把念头甩掉，在床上翻个身，把枕头放好。「好吧！让我把剩下的杂务做完，然后我就会给他好好检査一下。说不定只是普通的小肿块。」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被啃蚀的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严重多了。
在夏天，农场上一刻不得闲。我们有二十头乳牛，一天得挤奶两次。除了牧地之外，农场里其余的上地都种植作物，这意味着需要人工不断地照料。几周后的收获虽很令人满足，但是我很容易疲倦，不断悲观地想到未来的日子。
一个月后，玛格丽特说服我去看马克契医师，他推断可能是囊肿，要我再等等，一个月之后再回来复诊。可是现在已经是八月，我们正准备忙收割。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我注意到右脚踝也肿得很厉害，我几乎无法把鞋子套上。
检验将真相全盘托出
我们的小女儿艾芙琳从渥太华回家过周末，母女两人最后说服我和派伊医师约诊（马克契医师推介过他），他也是九里外的柯登小村庄里仅有两位医师的其中一位。我的约诊在下周二，但是这时候我从脚踝、小腿一直肿到膝盖，只能够僵硬地挺直膝盖勉强走路。
派伊医师为我进行检查，并且拨了一通电话。他说：「医院把肿块取出，我们等检验报告出来后再说。」隔天，玛格丽特开车延着渥太华河往北湾走，送我到十五里外的朋布洛克。医师在周四上午取出肿块，将它送到实验室作病理检验。医院回家，因为派伊医师告诉我，病理检验报告要一周后才会完成，要玛格丽医院给他。
我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周做些不费力的农务，但是脚部肿胀已蔓延到腹股沟和下腹部。我开始全身发肿，就象是吃了太多苣蓿而胃胀气的牛。我胃部的压力大到令我几乎无法承受，脚也痛到无法站立。我一整个星期里大多躺在沙发上担心，不知道雇工农作物收割进行得如何。
玛格丽特周六打电话给派伊医师。他没有正面答覆，只说会私下找我们谈谈。我们约好周二下午到他的办公室。玛格丽特和我周末都没有谈到这件事，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事情一定很严重，否则他通常会在电话中谈。
周一晚上，我们坐在桌子旁时，电话响了，玛格丽特起身接电话，是派伊医师打来的。他说：「转告肯尼斯，要他明天下午医院。」
玛格丽特辩驳：「但是，我们原本明天要在你的办公室碰面的。」
派伊医师说：「不，我要你医院。我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希望尽快和你们谈谈。」
玛格丽特挂了「你先吃晚餐好了。」接着她一边看我吃饭，一边把电话的谈话内容转述给我听，但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我闷闷不乐地摇头，把椅子往后靠，我说：「我们最好快点动身，等到我们到了镇上时，天都已经黑了。」
我们开上乡间公路，往邻近木斯克拉湖的小村庄时己是黄昏，最后一抹夕阳余晖渐渐消失，只留下农舍的孤影闪烁着灯火。
派伊医师在办公室等我们，他先请我们坐下，然后坐在办公桌后说：「我得到的消息不太乐观。」他的脸色在天花板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很苍白。「检验报告显示，我们取出的肿块是癌肿瘤。」
他停顿了一下，好让我们可以听得进他接下来的话，「你罹患了霍金氏症……就是淋巴腺癌。」
他试着用和蔼的口吻告诉我们，但是，他再怎么样也无法让这宣判死亡的消息变得婉转柔和。玛格丽特以颤抖的声音问：「这代表什么？」
他起身从办公桌后走到我们身边说：「这代表着，肯尼斯将无法活到终老。」沉重无比的担子落在他的盾上，他顺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尽管他爱莫能助，感到挫败，我仍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关怀之情。
我最后提起勇气问：「医师，我罹患癌症有多久了？」
他叹了一口气，就好像我提到他最怕我问的问题。「你罹患癌症的时间可能在几个月到五年之间，但不会超过五年。」
回家路上百味杂陈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不好过。我慢慢地开着车，行驶在熟悉的老路上，两个人都一言不发。五十九年的时间不算短，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同一间屋子，邻居也从来没换过，外出时也往返在同一条公路上。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时常骑马或乘车经这条路从柯登返家，只是当时它还是泥土路，向未铺上柏油路面。长大后，我开着老爸的老车子追求玛格丽特时，也曾走过相同的这条路。那时的我深深地沉醉在爱中，压根没想到未来：也未曾料想到，有一天，我会在只剩下寥寥数月生命的时候，从这条路上走过。
我们绕过弯道，到了岔路口往毕奇伯格（Beachburg）的方向开去，越过了河流，继续朝库朗奇堡（Ft.Coulonge）前进。我记起了好多年以前，我和玛格丽特河畔约会归来时的浪漫夜晚。那时候我们刚刚订下婚期，我在开车经过弯道时判断错误，结果差点把车子开进壕沟里。从那时开始，我开车时总试着让自己双手不离开方向盘。
我们经过弗雷特斯福斯。车子的前大灯映照着小教堂的尖尖长长的影子。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在沉沉夜色中开回农庄。这几里路是多么熟悉啊！小时候，爸妈带着我们小孩子上教堂时曾经走过；玛格丽特和我婚后，带着罗贝妲和艾芙琳上教堂时也曾走过；当我们所爱的人逝去时，我们也在悲伤中由这条路途他们最后一程。
从柯登到农场的这条路就好像是我的老朋友，每一里路都诉说着我们珍贵的回忆。我会有过美好而充实的生活，假如说，我向上帝借来的时日已经用尽了，那么，我已经准备好去见我的主了。
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也许所有的人一旦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都会和我有相同的反应吧！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还不死心，想要继续活下去。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无法躺下平静地接受死亡。如果上帝要我回天家，祂恐怕得抓着一路上挣扎反抗的我，拖着我到天国大门□。
我们把车开到家门口，玛格丽特进了屋子。出门前晚餐的盘子还散放在餐桌上，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放了一世纪那么久。她在台阶上回头问我：「你不进屋来吗？」
我说：「你先进去，我随后就到。」她转身朝着车子走过来，关心地问：「肯尼斯，你还好吧？」
「没事，我还好。我想去谷仓看看，很快就回来。」我回答。
她掉头回屋子里，轻轻地关上纱门。我们那只体型硕大的柯利牧羊犬从马厩跑出来，在我面前兴奋地蹦蹦跳跳。我用手抚摸它的耳朵，向着谷仓走去。我的右腿痛得很厉害，走路时痛到眼泪差点掉下来。长时间坐在车上令我两腿僵硬，我有如走在刀山上，每一步都感到无比刺痛，从脚跟到腹股沟和髋关节都很痛。
巡视完谷仓之后，我走到屋子的另一边，望着屋子后方的墓地，伫立了好一会儿。远远地望去，古旧教堂在夜幕中凄然矗立。仰头向天，无数的星星闪烁着光芒，林间吹来夏日最后的凉风，空气清爽而冷冽。我听到远方传来的狗吠声，所有景物都显得那么静谧。
祷告之间交托心愿
我祷告：「噢，神啊！在我的一生中，祢曾经介入医治我。这一次我的女儿都长大离家了，我没有什么能献给祢，惟有献上我自己。但是，如果祢愿意医治我，我将按祢的心意来服事祢。如果祢的旨意是要我回天家，那么，请让我没有痛苦、平静地离开人世。」
我的祖母因癌症在这间屋子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这里撒手人寰，空气中似乎飘散着浓浓的死亡气味。
我泪眼朦胧，眼帘下的星星变得模糊不清，再看一眼小教堂后的古旧墓地，视线转向加拿大无云夜空中的星星。我转过身，走进屋子里。隔天早晨我就得开车到八十里外的渥太华，开始接受疗程。
家人安排我住到在渥太华教书的小女儿艾芙琳的家。玛格丽特不能陪我，因为农庄总得有人照顾，乳牛得靠人工挤奶，词料也得定时补充，禾场上剩下一点还没有收割的谷物也要有人打理。好在我已经把谷子打好了，而且邻居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帮我收割了谷物。
一连五周，从周一到周五，癌症中心医院接受放射线治疗。放射师会用洗不掉的笔在我身上作记号，活像是屠夫在切肉前先划线。放射治疗仪的射口慢慢降下来对准我的身体，放射师留在铅防护屏后面，让放射线照射我的身体。当我回到艾芙琳的公寓后，我会在身上涂上厚厚一层玉来粉，好遮掩住因为放射线而灼伤的皮肤。
我在第二个星期回家过周末。我们到家时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一回家就倒在床上，心里担心着赶不及在冬天前把农地犁好。隔天一清早，我拖着身子下床，一破—跛地走到窗口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农地才刚刚犁得整齐平坦，看不到玉来残株和杂乱的田沟。我一转头就看到玛格丽特含着泪水对我微笑，她说：「上个星期三，农会所有的人都赶来帮忙犁田，调度了三十辆农用拖拉机，一天内就完成了」
我心里想，只有当人们彼此相爱时才能够如此。
肿瘤如豆，一粒接一粒
钴放射治疗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痛苦，但我的病情却不见好转。一直到我获准出院回家后，我仍然举步维艰，因为太痛了，只好僵硬地挺直膝盖走路。
肿瘤再度恶化了。整个冬天我都在说服自己相信，钴放射治疗已经抑制了癌细的成长，然而，我身体的感觉告诉我，这只是让自己好过一点的想法。
这一次，肿瘤长在腹股沟，一开始只是像麦粒一般大小的肿块，但是渐渐愈长愈大，接着，我的左胸锁骨下方也出现肿瘤。
派伊医师定期为我检查，但是，他说我的身体吸收了太多的钴放射线，已经到人体所能负荷的极限。他说：「医院，他们就得用铀放射线或X光来治疗了。」
到十二月前，我别无选择，医院。
由于我的左胸长了肿瘤，左手没有办法动。这一次，医师改用X光来进行治疗。
医院返家，可是我回到家不久就在刮胡子时发现小肿块，接着注意到我的全身到处出现了肿块。隔了一晚，我的脸上从耳际以下长满小肿块，形状就好像是把干豆子埋在皮肤底下般。每天早上我刮胡子时，都注意到肿块渐渐变大，最后长成和核桃一样大。
我的脖子和下颌也长了小肿块，下巴下方靠近喉结的地方有一个大肿块，看起来就好像我有双下巴。我的脸开始扭曲变形，淋巴腺已经无法正常发挥功能，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时，我到派伊医师那里回诊。他打电话给渥太华的一位专科医师，试着安排我住院治疗。他也和我一样感觉到，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然而，医院没有空床位，那位专科医师推测，还得再等几周才有办法安排我住进病房。我只好回家等，心里感到灰心、害怕。
玛格丽特每天为我的康复祷告，她也感觉到我来日无多了。她告诉邻居：「我相信神将会医治肯尼斯，祂曾经医治过他。」
邻居的那位姊妹回答她：「是的，玛格丽特，但是，别忘了，癌症和肺炎是大不相同的。」
接下来更传来令人泄气的消息，艾芙琳的丈夫被转调至匹兹堡工作。我们原希望能够一起度过最后的日子，好在罗贝妲全家仍住在渥太华，但我担心见不到艾芙琳最后一面。我告诉派伊医师，医院之前到匹兹堡探望小女儿。他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见面机会，所以同意了，建议我延后入院的时间，等到看完小女儿后再入院。
信心开启，一步接一步
我们的一位邻居得知我们计划前往匹兹堡时告诉我们：「噢！我真心希望你们到那里时，可以有机会参加库尔曼的布道大会。」我问：「她是谁？」
为了解答我的疑问，她送给我一本《我信神迹》。我们计划星期五动身，我从星期二就开始很认真地看这本书。我很受感动，深深地被感动。我对于神医治末期癌症感到惊叹不己，心里想着，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在星期五早上前往渥太华，艾芙琳在当地的朋友和我们会合后，开车送我们到匹兹堡。我们在星期六抵达，和艾芙琳一家人愉快地度过周末。虽然我们嘴巴上都不说，但是心里面都明白，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来看他们了。
星期一是四月一日，艾芙琳带我们去市中心第一长老教会参加库尔曼女士主领的周一晚查经班。我在聚会中深受感动，会后和几位定期参加聚会的会友谈了一会儿。他们大力推荐我留下来参加星期五早上的神迹布道大会。一位弟兄说：「你知道吗？神能医治你。」我知道祂能医治我，只是我不确定祂是否会伸手医治我。
玛格丽特鼓励我说：「你何不留下来呢？艾芙琳会很高兴你能多留几天，你可以到星期天再坐飞机回家。」
我最后接受了建议。玛格丽特一个人先回家，让我和女儿一家人在一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星期五的布道会愈来愈感到焦虑。我的腿痛得很厉害，只能勉强站起来短短几分钟，而脸上和关节的肿块已经开始感觉到痛。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祷告着，惟有神知道我是多么恳切地诚心祷告。星期五早上时，艾芙琳唤我一起吃早餐，但我不吃。她问我：「你不吃吗？」
我说：「不，我读圣经时读到，要想让这样的重病得医治，惟有靠禁食祷告参考马太福音十七章14-21节）。今天早上我就要禁食祷告，求神医治我。」
艾芙琳搂着我的腰说：「我相信祂必然会医治你，爹地。如果祂是这么地爱你，就像我深爱你一样，那么，祂怎能不医治你？」
我们提早到达，因为先前就有人提醒我们会有很多人来，到时候卡内基厅前的台阶会挤满了人。我心里担心着，我的腿会痛，门口的人潮愈来愈拥挤，我如何能从人群中挤过去？而且我还得爬好几层阶梯才到得了后排的座位。我烦恼着，怀疑自己根本走不到那里。
我在门口遇到几位陌生人，他们的友谊让我大受感动。当他们知道我从加拿大远道而来时，有几位走过来和我寒暄。接下来，奇特的争情发生了。一位陌生女士走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向她介绍自己她说：「你患有癌症，是吗？」
我大感惊讶，但是心想她可能是从我脸上肿块猜出来的，或者她曾和参加过周一晚査经班的人谈过我的情况。在我还来不及问她之前，她握住我的手，然后开始祷告。我觉得很尴尬，不知所措，但是她继续祷告，我低下头诚心祈求：「主啊！我是属祢的，请按着祢的旨意行。」
一种奇特的感受贯穿我全身，感觉上就好像神经刺痛。祷告结束了，她只说：「我知道神会医治你。」我向她道谢，感谢她鼓励我，她便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中。
会场门外早已治好
我回头看着艾芙琳，仍为着刚刚发生的事感到几分难为情。就在这时候，我发觉到我的腿不痛了，完全不痛了。我记得渥太华的那位专科医师会告诉我：「如果癌症能治得好，腿上的疼痛自然就会消失。」
我试着开口说话，但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口。艾芙琳的眼眶湿了，她虽然不明白我的身体起了什么变化，但是她可以看到我喜悦的眼神。
我一直站了快一个钟头，一点也不觉得痛。入口处的大门一打开，我们就随着人群进入会堂，很快就入坐了。我们四周闹哄哄的，但是让人觉得温暖亲切，不会感到很吵，反而有种归属感。聚会开始了，我感受到神的大能和同在。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轻声问我说：「你是从加拿大来的，对吧？」
我回答：「是的。」心想我们还在外面台阶等候入场时，一定有人先告诉她了。
她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说：「我的腿不痛了。我想一定有大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很肯定一定有大事发生了。」
她领我走到前台，介绍我给大家认识。库尔曼女士问了我的病情，然后就嘱咐我回家后到医师那里检查。
她轻轻地按手在我的肩头，为我祷告。突然间，我感觉到一阵暖流，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身上。
我心想，我一定会在大家面前倒下来。我硬撑着，试着不让自己倒下，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试着找东西靠着，也没有用。当我躺在地上时，我听见有人对我说话，声音听起来很平常：「肯尼斯.梅，你被医治了。」
我大声回答：「是的，我在门外就获得医治了。」我站起来，从台上走下去，行动自如，就和一般人无异。肿块消失了！疼痛也消失了！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腿部消肿了！我得医治了！
我走回前廊，靠着墙站着，汗水淋漓，全身湿透了，就好像是在大太阳底下剪了一个小时的草。接着，我开始发抖，背靠着墙，身子不听使唤地弓了起来。我摇摆得很厉害，感觉彷彿快要把屋子给摇翻了。最后，我不再发抖了，回到艾芙琳旁边的座位。
隔天是星期六，我几乎一整天都窝在艾芙琳的沙发上发抖。汗珠如雨滴下，衣服都湿透了，让我不得不起身换了两次衣服。
家人星期天送我搭乘往渥太华的飞机，我泪如雨下，艾芙琳担心我会看不清楚，但是我向她保证我没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和我得医治有关。玛格丽特来机场接我，我们一起回到弗雷特斯福斯。
多位医师证实没事
三个星期后，我照着医院前到癌症门诊复检。玛格丽特和我都明白，我的身上发生了戏剧化的改变，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专科医师。我知道他一定会发现到我身上的肿块全都消失了，腿部也不再肿胀。
检查完毕后，我回到候诊室。第一位医师对我说：「我希望你再等一下，我会请另外一位医师来为你检查。」
我同意了，一直等到所有的病人都离开，才再度进检验室接受检查。第二位医师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然后满脸疑惑地回头看着他的同僚说：「到底要我检查什么啊？」
他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话一说完就走了。
第一位帮我检査的医师也一脸不解，他说：「如果你下个月回来复诊，我们会安排我们专科总医师来为你检查。不管怎么样，我想你可以暂时忘记住院这回事。」
我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说：「在另一位医师为你进一步检查前，我还不能说什么。再说，现在就你目前的状况下诊断还太早。」
一个月后，我最后一次回到癌症门诊，专科总医师为我进行了检査，他做完检査时，我问他：「医师，你发现了什么吗？」
就和另一位医师一样，他带着一脸不解的表情对我说：「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没再说什么话。
我穿好衣服回到候诊室，玛格丽特在那里等我。过了一会儿，医师走出来，向着她走过来。医师平时话很少，看着她的脸说：「他现在是个很健康的人了。」他摇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喃喃地重复着：「……很健康的一个人。」玛格丽特的脸上神采飞扬，眼中泛着泪光，她说：「医师，这是个神迹！」
他停了半晌，然后说：「是的，没错。」接着，就边摇头边穿过门走回癌症门诊。
星光中，迎接明日晨曦
我们开车离开这座大城市，回到山峦层叠的加拿大，一路上夏日阳光照耀在高大的云杉树林上，我们开着车一里又过了一里，两个人都思绪澎湃，一言不发。过了好久之后，我才猛然回神，注意到窗外加拿大绚烂的美丽晚霞。
太阳下山了，乡野田园暮色低垂，我对玛格丽特说：「神真好，不是吗？」
「是啊！祂就是一切。」她小声地回答，仍沉没在万般思绪当中，天愈来愈黑了，我们继续行驶在夜色中。
我从车窗看出去，星星闪着微光，再往北方看过去，可以看到明亮的北极光放出闪烁的光芒。我说：「我想我明天会早起，帮忙挤牛奶。健壮的人没有理由手上有工作还睡到日上三竿。」
玛格丽特靠过来，挽住我的手臂。从她微笑不语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爱里的温暖。
我说：「除此之外，我最想要做的就是看看崭新的晨曦玛格丽特说：「我们会一起看日出，迎向新的一日，这一定很棒！」
第五章俄罗斯爱之旅
[脊椎伤害+忧郁症]
芮娃.罗曼诺斯基（RrtvaRomanowsky）
芮娃.罗曼诺斯基是芬兰人。她于一九五三年偕夫婿赴美，她的丈夫阿卡迪曾在俄罗斯军方任军官，目前在南加州任汽车维修师。芮娃曾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修习音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和丈夫育有十名子女，定居洛杉矶市郊的塔沙纳（Tarzana）。
一九四五年，芬兰正值春天，赫尔辛基春意盎然，从空气中可以感觉到夏天快要到了。漫长的战争终于过去，我们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忙着在街上为基督作见证，一方面也不忘如平日一样地嬉闹。
然而在其他角落，气氛并不是那么欢乐。数以百计疲惫而焦虑的人从战场回乡，有的刚从战俘营出来，有的刚从军队解役。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只得借住教会地下室的临时收容所。
爱情在芬兰开花
我毕业之后，参加姑婆的七十五岁寿诞，在那里认识了阿卡迪。他是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曾经是战俘，唾弃共产主义，正在协助制作芬兰的反共产主义广播节目。他流浪异乡，可以说是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住得很近，开始定期约会。我是个教徒，而他却心系大千世界，但是我们仍为彼此所吸引。该年秋天，在我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攻读声乐和钢琴之前，我们宣布订婚了。九个月后，我们结婚了，证婚人一位是路德教派牧师，另一位是东正教主教，两人在牧职上不相往来，但都表明爱慕同一位耶稣。
从政治上来看，弱小芬兰的处境日益艰难。斯大林的手下遍布各城，共产党正极力要争夺政权。共产党时常在晚上发动逮捕行动，我们经常有邻居半夜被抓走。阿卡迪警告过我，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事情真的发生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小孩准备摇篮时，他们就来家里带走阿卡迪。然而，他又戏剧化地逃出。我们摸黑逃跑，长途跋涉，最后终于来到美国。但是一开始我们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跟着地下组织躲躲藏藏，后来逃到瑞典，最后在英吉私海峡一场船难中逃生，在爱尔兰上岸。直到六年之后，我们才历经千辛万苦，踏上美国自由的土地。
考验在美国开步
然而，我们虽然获得政治自由，却仍受到罪和老我的捆绑挟制。我们育有四个儿子，全家人挤在纽约一间窄小的公寓里。阿卡迪得知在洛杉矶有个汽车修护技师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举家前往，横越了大半个美国。
我们仍继续寻找着向往已久的自由。我还记得当年还在教会中学读书时，有一次在布道大会中，我接受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在神的祭坛前跪下。那种美妙的感觉，令我难以忘怀。我也记得当时参加早祷、午祷、晚祷以及周日崇拜时那种美好的感觉。我心想，或许重新拾回规律的信仰生活，可以带来我所需要的释放。
当我们在爱尔兰时，我深深被天主教仪式所吸引。我们到了美国后，我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但是都不能获得满足。由于换过几间教堂仍无法满是我的心灵，于是我最后加入洛杉矶一间罗马天主教教会。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悲剧。阿卡迪出了车祸，一条腿打上石膏，六个月后才能拆下来。他膝盖不能弯曲，行动不便，以致无法继续工作。他放弃汽车技师的工作，在洛杉矶买下一间酒馆。但是过不了多久，酒馆经营不善，亏损连连。我们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票喝酒的朋友不时来家中饮酒作乐。我的心情坏透了。
紧接着我的第九个孩子出生了。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医院回家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我接受了脊椎麻醉，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影响。我的情绪崩渍了。
一年前，当我的第八个孩子出生时，我的脊椎就已经在脊椎麻醉时意外受损。后来我慢慢复元了，但是第二次脊椎麻醉使得旧有症状变本加厉，包括剧烈疼痛、头痛、晕眩、昏厥、记忆丧失，还有忧郁。这一切就好象是灯光突然熄灭，彩色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
病痛席卷身心
我向来是个强壮健康的女性。我的斯堪地那维亚血统使我不容许自己变成孱弱的家庭主妇，被一屋子的小孩子磨光了精力。我深爱我的孩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能够热情有活力地安排每一天的生活。
而今我却害怕面对早晨，整天没来由地哭泣不止：一个人躲在阴暗的屋子里，脑海里徘徊若死亡的念头。
妇产科医师将我转介给一位内科医师，后来又转给神经外科医师，最后转至精神科门诊。他们开了许多药给我吃，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虽然我每次服用的剂量很高，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后来我尝试藉酒浇愁。我以前从未喝得醉醺醺过，但是，每天早上阿卡迪一踏出家门后，我就开始喝酒。等到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学回家时，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人警告过我，在服用抗忧郁剂时同时喝酒，可能会致命。不久之后，我已经不成人形。
夜复一夜，我瘫在沙发上，看着阿卡迪下班回家，系上围裙准备晚餐。屋子里杂乱无章，小孩子也无法从我这里获得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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